容闳在道光八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当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据近三百年。所以这个地方不像内陆受到清朝禁教政策的影响，这里活跃着许多的外国传教士。
这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沿海悄悄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还为贫穷人家办了学校和医院。容闳出身贫困，家里供不起他读四书五经，于是他被父亲送到了外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
容闳开始学习英文、算术、图画和圣经。四年之后，学校突然宣布停课，郭士立夫人要回国。此时人们发觉时局变动。1839年的夏天，湖广总督林则徐作为朝廷钦差大臣来到广州，查禁鸦片，中英两国开战。这导致容闳辍学了，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开始做零工补贴家用，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常。
郭士立离开的时候，郭士立夫人特别对布朗牧师讲：“复课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回这几个小孩子去念书。”受郭士立夫人的委托，1842年，牧师找到容闳，带着容闳来了香港，把他送进香港马礼逊学校。学校位于香港摩理臣山东的山顶。校长布朗牧师来自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辍学两年后，容闳再一次返回学堂，在这里，他既学习中文的四书五经，也学习英文、写作、地理、声乐、几何和历史等课程。
当他的老师布朗先生宣布要召集学生赴美深造时，容闳第一个站了出来——梦想的机会就在眼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穿过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横渡了大西洋，1847年4月12日，容闳在纽约登岸。
开始他在布朗家的对面租赁了一间小屋暂住。容闳当时虽然有传教士资助的钱，但远不够用。因此他除 上学外，还要做小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赚点钱，维持生活。他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生火做饭，在忙乱中奔向校门，过着一种艰苦而紧张的学习生活。
孟松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当时美国尚没有高中，凡准备升入大学者均往此类学校学习，作为预备。当时的校长叫海门，毕业于耶鲁大学，夙好古文，擅长英国文学，尤其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善于演讲，富于教学经验，是颇有点名气 的教育家。在海门的影响下，容闳对英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英 国著名作家的许多文集他都认真看过，还钻研一些哲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著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他头脑中开始生根。
之后，容闳成了耶鲁大学第一名中国学生，他在学习上异常刻苦，几乎放弃了一切业余娱乐。在耶鲁大学期间，他曾经两次在英语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因此，容闳加入了耶鲁大学的耶鲁大学兄弟会。这为容闳勤工俭学提供了机会。加入兄弟会的容闳，成了图书管理员助理，大学四年级时又成为图书管理员，每月可以获得三十美元的薪酬。
1854年，容闳26岁被授予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并获得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多次荣登全校光荣榜，容闳成为了耶鲁大学的风云人物。他毕业那一天，很多人慕名而来。当时美国纽约、康州的几家报纸都刊登了容闳的相关报道，赞誉他是“来自古老中国、拖着长辫进入耶鲁大学的第一位学士”。学业完成后，满怀着热烈的报国心，容闳终于启程返回阔别近十年的祖国。
1855年，他在广州找到美国驻华公使伯驾，企图通过他结识中国上层官僚，派留学生赴美，结果被冷置一旁；同年，容闳又前往香港，希望遇到清廷的要员，支持其“教育计划”，结果还是不被理睬；1856年，他到上海海关，想通过洋人和清朝权贵拉上关系，遂其志向，活动了几次，不得其果，颓然而返；1857年，他在上海一面译书，一面企图通过一些社会名流，结交清朝大官，以期说服他们帮助了却夙愿，未能成功。
1860年，他冒险前往南京，私入太平天国，希望通过洪秀全、洪仁轩等太平天国的，实施其“教育救国”的方案。他向太平天国方面提出七条建议：第一，依据科学原则组织建立一支军队；第二，设立军校，培养军官；第三，开办海军学校；第四，组织文职政府，各部门中选用有能力经验的人担任顾问，以提高效率；第五，建立银行制度；第六，设立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第七，设立一个工业学校体制。
容闳的最初期望是，若太平天国采纳其七条建议，他就愿意为太平天国效力，并帮助实现这些改革。不过，他的建议虽然得到了洪秀全、洪仁玕的肯定，但还是未能实行。
多次失败使容闳产生了通过经商致富、自己再派留学生出国的思想。从1861年开始，他在九江做起了茶叶生意。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象容闳这样一无封建官吏作靠山，二无洋行买办来保护的人，想经商致富难于上青天。容闳经商的过程变成了逐步破产的过程。他对其派留学生赴美的理想简直有点绝望了。
1863年9月，容闳应召前往拜谒曾国藩，他向曾国藩介绍了西方世界的状况，并建议要先建立“制造机器之机器”的工厂，作为一切工厂的基础。曾国藩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委派容闳到美国采购机器。当年12月，容闳便前往美国，购买优良机器。
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中国第一个洋务企业——大名鼎鼎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容闳购买回来100多种机器，后来便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
此时，容闳认为实现梦想的时机到了，于是容闳再次向曾国藩提起留美教育计划，曾国藩这次同意了，他跟李鸿章具体商议后，拟定奏章上报朝廷，得到清廷批准。这年容闳42岁，他为之奔波多年的留学计划终于实现，容闳也被清廷任命为留学事务局副委员。
但是赴美留学的招生却不顺利，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以为美国还是蛮夷之地，而且要漂洋过海到这么远的地方，并且还要待十几年，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很多家长都不同意。
他们的平均年龄12岁，历史上称为“留美幼童。”在以后的三年间，又每年派出30名幼童赴美读书，接受十五年的西式教育。
为了让他们更快学习语言和适应美国文化，容闳安排他们进入了54个美国家庭生活。后来的事实证明，容闳的这种教育方式很适合孩子们。
容闳对这些孩子倾注了全部心血，经常到孩子的寄养家庭看望他们，和他们聊天，为孩子们排忧解难，关注他们的成长。
这些幼童很快适应了美国的教育，和他们的寄养家庭也相处融洽，迅速越过语言关，进入中学就读。他们在学校成绩优异，表现出色，热衷于各种体育运动，成为他们所在学校的一道耀眼风景。
按照容闳的计划，这批幼童留学生在美国上学时努力融入当地社会，行为举止慢慢就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好运动，部分幼童剪去辫子，脱下长袍马褂。当清廷驻美官员得知后，将此视为“大逆不道之举”，并添油加醋地往国内汇报。一时间，清廷上下对留学一事议论纷纷，无数保守派跳出来指责容闳的留学计划弊大于利。慈禧太后思考再三，最终断然下令撤回全部留美学生，容闳的宏伟计划就此功亏一篑。
这一批留学生返国后，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不俗贡献。这些幼童包括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开国总理唐绍仪，交通总长梁敦彦，外交家欧阳庚……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容闳在第一时间给张之洞写信，希望能够回国效力，张之洞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
容闳马不停蹄地赶到南京，与张之洞会面，并提出了一系列兴国之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设国家银行和修建全国铁路，但很可惜并没有被采纳。
容闳不由得感叹，清廷竟然会到如此地步，制度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也就在此时，维新派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已经年过七旬的他立刻投身到了维新运动中去。
容闳归国后，一直为祖国的富强而殚精竭虑。看到洋务运动并不能挽救时局后，他就积极同孙中山的党取得了联系。初期，异常艰难，几次起义都没有成功，党人的情绪陷入低潮，可是，容闳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
1901年9月，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虽然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可惜在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寓所，终年84岁。
教育关乎国家的根本与未来，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人才。毫无疑问，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归来的人，容闳是中国教育史上十分关键的人物。归国后的容闳与不同的派别合作，先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继而是李鸿章领衔的洋务运动，再是康梁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最后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派，在这一次又一次看似毫无立场和原则的选择背后，是容闳感人的爱国心和强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