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有着悠久的历史，公文的传播从先秦开始伴随朝代的演进而不断走向成熟，直至发展到如今电子信息时代的电子公文。随着计算机网络的不断演进，公文传阅系统在政府系统、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公文传播的学术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由于公文学术地位不高，学科发展受限，公文写作与传播的研究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从公文传播史、公文传播的“学术化”进路与公文传播的“学科化”型构三方面，结合自身对该领域的研究与发现，对公文传播学的学术发展进行深入剖析，旨在为公文传播学的学术进路奠定深厚基石。

　　公文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构成，也是人类生产实践、工作实践、学习实践和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活动，其传播的内容也是人类治理活动的重要工具。目前，公文传播和公文文本的研究则相对滞后、薄弱，研究成果极其有限，研究的学理性、学术性、学科维度也无法与文学写作同日而语，更不要说形成什么新的理论和学科了。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从文化学、修辞学、语言学、社会学、管理学、秘书学、符号学、传播学等学科视角来探讨公文传播和公文文本，创建新的交叉学科，就显得很有必要，并且也十分可行了。公文从写作现象到传播现象，从传播现象到传播研究，从传播研究到公文传播学的创构，有着非常清晰的学术拓进路线，值得探讨和总结。

　　先秦时代，秦统一中国，在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基础上，实现了“书同文”，为公文写作与传播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和第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选集，便是先秦史官制度的产物，在公文发展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公文成为传达政策、法令等的重要工具，在制作中受到严格的限制：一是有周密的制作过程，二是有年月日的使用，三是规定了签名和加印的制度。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重要变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为公文带来发展契机，不同种类的“书”体文书得到广泛应用。

　　唐宋时期，统治者的着眼点放在了公文制作过程的准确性上。唐太宗推行公文改革，但效果不是很显著。造纸术空前发展，文书的排版形成固定格式，让隋唐时期的公文得到有效规制。宋代多承续唐朝制度，在“三省一院”的中枢机构中增设大量秘书专员进行公文的撰写，并对公文的格式、用语等进行严格规范。

　　元代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其公文书写机构却不断减少，但由于文书工作者众多使其分工更加精细，元代公文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升。明初承袭元制，设立中书省。后来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丞相制也由此取消，设立内阁、通政司、六科、中书科等作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秘书机构，以及作为公文撰制机构的司礼监、文书房。由于文书的素养受科举的影响而提高，使得公文撰写的质量也有所提高。清代初期，内阁是朝廷总的公文撰制机构，直到后来被责任内阁取代。而清代由于吸取前朝经验，公文制度最为严格。纵观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来公文制作制度，可以看出，公文的发展与变革都是随着各朝各代的制度而不断承续与演变的。

　　古代，公文的传递由于受到交通的影响，信息传达滞后。因此，其主要的传播方式是通过邮驿传达。春秋战国时期，集权逐渐形成，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公文及其传递制度逐步产生。一直到明清，我国古代邮驿中的公文传递经历了从成形到完备的历史过程。

　　秦朝统一后，交通网逐渐建立，设置邮驿制度，在交通网上设立“邮”“亭”“驿”进行公文的传递，并设“驿马”作为公文传递的工具。除交通以外，还制定一系列传递的法律规章制度，规定传递具体的定期时间。交通的扩通、制度的实施以及时间的限制，让公文的传递制度初步成型。

　　汉代的驿传有了更系统的组织，要求比秦朝时更加严格。对传递的文书各邮亭、驿站都需要进行详细登记，登记册需要存档备查，一旦有误，便要受到法律制裁。汉代文书也分为紧急件与普通件两种。传递方式分为车、马、步行，用何种方式传递则根据文书的急缓程度来定。隋唐时期，公文的传递从水陆两地同时展开，驿站的数量极其庞大。据《唐书》记载，当时设有陆驿1639 处，水驿260所。对投递人员的行速和乘船车马的数量也有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唐朝的公文传递速度迅速提升，让中央的政令能够快速在全国大范围内实施与推行。

　　宋元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递铺组织。递铺是指以传送官方文书为主要任务的通信组织。在公文的收发登记上，宋朝有更加严格的制度，并对机密公文的发放作特殊要求，专门设置催驱房对急要公文施行催办制度。在运送中，实行分牌驿传，用牌的颜色表示公文传递的急缓。元代同样对公文的急缓进行了划分，驿站负责传递平件，急递铺负责传送急件，且在传递过程中不得有丝毫差错，对能够符合条件进行传递的公文也有所限制。为了保证公文安全、及时地传递，元代严格执行公文包封规定。根据公文的秘密等级和紧急程度，公文的包封形式也有所不同。包封即将公文卷成圆筒形，另在外表包一张小纸，用浆糊粘封后，再在上面书写受文单位及发文日期，不能书写事由，在封口处写“实封”之类的字样。

　　明清的公文传递系统较以往更为完备。明代的公文传递前的封装工作非常严谨，阁臣必须用银章。明代延续了元代的制度，施行水传、陆传以及水陆共传的驿传制度。对急递铺的要求更加严格，安排急递铺传送的公文，必须昼夜不停地传送。清代设置专门的车驾清吏司作为管理驿站的专员。沿用前朝的急递铺，并强调只要是公文送到铺里，都需要立即传送，不得怠慢。对运送过程中出现的文书或者封皮破损却不及时补救的情况，则要施以重罚。光绪年间，对传递的时间作了要求，时间限制根据官职分布的远近以及气候进行划分。清代对每位上递奏折的官员发赐报匣，将其作为装送奏折的工具，并在匣外配置铜锁以便保密。紧急公文需在固封后贴上印花进行传递，在传递中要检查文书是否被拆封。清代公文的传递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用驿站传送，即通过铺兵接力的方式将公文传入京城，然后投到奏事处；二是派专差传送，即各省奏折由各衙门派遣专人传递；三是急递铺传送。一般而言，普通公文由铺兵走递完成，紧急公文则用驿马飞递。

　　现代公文传递的渠道和形式中，第一种是邮寄，又分为普通邮寄和机要通信。普通邮寄是通过国家公共的邮寄系统传递公文，而机要通信是专门针对涉密公文的传递而独立开设的邮寄系统。第二种是机要交通，即通过专门设置的交通系统传递涉密的重要文件。第三种是公共交换，即在县级以上的城市，在相关的党政领导机关或部门设置“公共交换站”，定时交换公文。第四种是电信传输，即通过公共或专设的电信系统，以电报、传真、互联网等方式递送公文。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传递和管理是组织运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尤其对于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大型组织而言，公文传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流程。然而，传统的纸质公文传阅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快速高效的工作需求。因此，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公文传阅系统应运而生。

　　公文传阅系统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工作平台，旨在实现电子化的公文传递、审批和归档。其主要特点包括高效快速的信息传递、便捷的审批流程、安全可靠的数据存储和便于查询的文档管理。通过公文传阅系统，工作人员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和处理公文，大大减少了传阅时间和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信息管理水平。此外，系统还提供了自动化的审批流程，使得公文的处理更加高效和准确。与传统的纸质存档相比，电子存档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通过电子化的方式管理公文，实现了信息的集中存储和便捷查询。系统可以对公文进行分类、标记和归档，方便工作人员快速查找和使用相关文档。同时，系统还可以生成各类统计报表，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公文传阅系统支持协同办公，实现了多人协同办公的便利，这种协同办公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促进了团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在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各个领域，公文传阅系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以政府机构为例，可以实现政府文件的快速传递和审批。在企事业单位中，公文传阅系统可以用于各类文件的传递和审批，如合同、报告、通知等，减少了纸质文档的使用和管理成本。然而，尽管公文传阅系统在提升工作效率和信息管理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但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信息安全问题，如何保护公文的机密性和完整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其次是系统的稳定性和应用性，需要不断优化和改进。不容置疑，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公文传阅系统的前景依然广阔。未来，公文传阅系统有望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相结合，使公文传阅系统成为一种智能化的电子工作平台，在提升工作效率和信息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系统的高效传递、便捷审批和安全存储，工作人员可以更好地处理和管理公文。我们期待未来公文传阅系统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为工作带来更多便利与效益。

　　如上所述，公文传播的历史几乎是和人类社会特别是国家的形成同步的。公文产生以后，就有了研究公文的写作技法、价值、意义的著述。它的研究虽然不如文学类文体那么丰富，但从历史视角来考察，则几乎没有中断过。另一方面，公文传播的历史虽然和公文写作的历史同步，但国内公文传播的研究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孙桂荣和郭圣言在《应用写作教学与机关工作效率关系简论》中提到，公文传播效应不佳是公文写作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彭光芒在《关于网络传播与电子公文的思考》的论文中提出公文的电子化，将电子公文的出现与发展放置于网络传播的时代背景下，认为多媒体公文能够改善公文的传播效果。唐团结的《公文传播的规定性与非规定性》一文，将传播学的“5W”模式应用于公文传播，认为组织单位在信息传播与行政管理时应当采取有效手段协调处理好公文传播中规定性与非规定性的关系。冒志详的论文《网络语境下的公文传播与受众参与》将公文传播与网络语境下受众参与传播过程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受众参与公文传播过程能够有效平衡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王智华在《古代公文的文体特点与传播功能研究》一文中，从古代公文出发，总结归纳出古代公文的格式与特点，并认为古代公文的传播功能受到本身文体特点的影响。

　　2009 年7 月，笔者组织成立了重庆市应用写作学会，并担任会长。学会成立之初，我们确定了“研究学术、服务社会、推进进步”的理念，学会的目标是在传播学语境下，让重庆的应用写作学术研究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2014年底在重庆三峡学院召开的学会年会，首次把应用写作、公文写作与传播作为会议主题和学术命题。学会请到了当时的国际汉语应用写作学会副会长洪威雷教授，在和他的接触过程中，学会成员拓展了眼界，开阔了视野。根据洪威雷教授的引荐。2016年重庆市应用写作学会承办了国际汉语应用写作学会的年会。自这届年会开始，重庆市应用写作学会就配合重庆市教委主办、重庆科技学院承办了四届重庆市大学生“纳德杯”公文写作大赛。笔者也连续四届担任“纳德杯”大学生公文写作大赛专家组组长，和来自重庆、四川、湖北、陕西、贵州、广西等地专家学者有了更多的接触，这也引发了自己对公文写作教学、对大学生核心素养和面向社会实践的技能训练等方面的思考。

　　2018年以来，笔者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应用写作》《新闻研究导刊》等刊物发表一系列有关公文传播现象和关注现实问题的论文。如，与王玥在《应用写作》上发表的《全媒体时代应用文写作、传播及舆情应对》的论文，将应用写作放置于全媒体场域中，从全媒体时代应用文的传播与舆情特点出发，结合案例与时代特点，探讨全媒体时代应用文的应对。与鲁宁在《新闻研究导刊》上发表的《公文写作与传播对与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反思——以2019—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例》一文，将公文的写作和传播路径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公文的写作与传播能通过更深层的文化和心理机制对社会公共管理产生影响。与何寅庆在《新闻研究导刊》上发表了《公文传播视角下的涉警舆情演化机制研究——以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校学生坠亡事件为例》的论文，结合案例深入探究了互联网时代公文传播视角下的涉警舆情演化机制与传播规律。到2021年，笔者开始在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开设研究生课。